我国目前的行政法体系中常常是部门行政法与一般行政法有所混淆，这就出现了在一个部门行政法典中既包含着对具体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也包含着对行政权的控制。

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机构集中掌握紧急权力，有权限制公民权利。(三)现代：紧急权力、紧急状态法律在全球的勃兴 20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危机、劳资冲突等新型紧急事件的出现，传统的戒严法或围困状态法由于其军事统治色彩浓厚、仅限于应对战争和内乱、强制力度过大、公众较为反感等因素，逐渐退出民主法治深入发展的现代国家。

参见[法]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论特权》，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59页。[10]前引[6]，格罗索书，第115页。很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只能由议会宣布紧急状态。[12]法国1789年制定的第一部戒严法——军法平抑暴动法，以及美国很多州的紧急权力法律，就是以暴乱法为原型的。[58][意]罗伯特·隆波里等著：《意大利法概要》，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公众或民主代议机构将最终决定这些违法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明确列举规定紧急权力运行的前提条件——紧急状态，紧急权力源于法律、只能依法行使，否则必须承担责任。安培德卡尔选择了后者，但其同时强调，印度的二元政体和美国的联邦制有着重大区别。

没有国家革命就不会有社会革命。如果以今天的视角来回顾印度宪法七十余年的变迁史，则议会和最高法院关于印度宪法第三、四编的解释之争，是印度宪法变迁的主旋律之一。[61]不过在印度宪法制定之时，安培德卡尔对两编条款之中的内在张力，给出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解释和说明。如果说英国革命的发生是议会取得了最高地位，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它使得)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20][印度]尼赫鲁：《尼赫鲁世界史》，梁本彬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56页。相比于在印度土地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而表现出来的另一种生产和生活状态，甘地的言行不啻为是向所有印度人展示，另一种生产和生活样式的可能性，并在这种对比中，证明甘地所谓的印度文明优益论。

和宪法学界主流的宪法解释学路径不同，本文从印度宪法制定过程中，对其制定影响最大的宪法观和国家观入手，来分析印度宪法的基本结构和关键条款。因此，探究印度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党领袖的宪法观与国家观，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印度宪法的一个可能路径——尽管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根本原因不在于英国殖民者，恰在于印度人民自己。而这批接受了英国文明的印度人，也必然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的问题上，给出与甘地截然相反的回答。

[36] 应当说，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这一印度独立之后亟需回答的根本问题上，国大党两代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分别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在其看来，即便取得了民族解放，获得了国家主权，如果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模式已经完全西化了，印度也依然是被奴役的状态——不是被某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殖民，而是被另一种精神文明所奴役。但是安培德卡尔领衔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草拟过程中，将形式平等原则转化成了实质平等原则，强调对少数群体的保护。[67]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82-103页。

换句话说，印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印度宪法的制定与颁布乃是同时进行的。[15]同前注[2]，甘地书，第72页。

[7]节制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甘地文明论的核心所在，甘地认为： 人的心灵是一个无休息的鸟，他所得到的愈多，他所要的亦愈多，而且还是不会满足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在美国宪法之下，联邦宪法和各州政府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

[43]Valerian Rodrigues ed.，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B. R. Ambedk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241-320.其中收录的第19至21篇论文集中反映了安培德卡尔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批判。他们支持成百上千的、在半封建的王国里附属他们的印度统治者。普通一般人民，都是独立生活着，并且遵守他们农人的职分。这就是新印度所要实现的双重使命——国家建设和社会革命。我们今天站在法律系统的角度，回顾70多年前印度领导人对新印度命运的思考，以及印度建国伊始政治和法律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对我们理解70年前，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的思考，也是颇有助益的。复次，就印度制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尼赫鲁的双重革命来说，其也有着内在张力。

在这其中，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法学博士安培德卡尔(B. R. Ambedkar)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主张国家革命、快速实现工业化，则必然要赋予这个新生的国家以积极能动的形象。

由此观之，安培德卡尔这种列举式的央—地分权式安排，其实是从立法技术上成功地回避了在意识形态上的决断。妥协的方案是，仿照美国，由司法机关来解释权利条款。

此处的附件七也是如此。首要的不同点是，在美国宪法下，紧跟着二元政体的是二元公民权(Dual Citizenship)……一个公民既是美国的公民，也是某一个州的公民。

而安培德卡尔则视印度社会内部的种姓和阶级压迫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解决种姓问题，就很难落实公民观念。[12] 这个疾病的根源，在甘地看来，并非是英国殖民者，而在于印度那些受到了西方文明影响的人。[42] 安培德卡尔对种姓制度则持彻底的批判立场。

与此同时，那些隐藏在这些技术性的、中立的宪法条文背后的，当时印度卓越人士对历史、对现在、为未来的忧思也有可能丰满起来。考虑到新印度是由原英国直接治理的殖民地和选择加入印度的土邦构成，因此，在为这个新生的主权的共和国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安培德卡尔为首的起草委员会还需要解决印度的联邦制问题。

在安培德卡尔看来，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都遵循了错误的路径。如果说在中央—省的关系问题上，制宪者们更多采纳了尼赫鲁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印度基层社会自治领域，制宪者们则更多采纳了甘地所描绘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共和国图景。

所以国大党的主流意志，尤其是国大党领袖人物在国家建设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必然会深刻影响到独立之后，印度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宪法》第17条废除的是贱民制，而非整个种姓制度。

那些被甘地颇为珍惜的、源自历史的印度传统文明，恰恰是尼赫鲁所重点予以批判的对象。《印度的发现》写于1944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尾声，英国政府也在策划有序退出印度的方案。村民选出称为潘查亚特的长老议事会(或称五老会)，处理村社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法律等事务。再加上制宪代表们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意识地草拟本编(指第四编)的所有规定不可由法院实施，但其所确立的原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国家在立法时有贯彻这些原则的义务(《印度宪法》第37条)。

[40] 首先，在尼赫鲁关于印度社会革命——要让生活在印度的人打破传统的宗教、种姓和地域的限制，完全地依赖个人功绩来取得人们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的规划中，依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国家是否要给予那些历史上受到残酷压迫的低等种姓，尤其是在历史中被斥为贱民阶层的人以优待？对此依然有不同的答案。如果能把这些人从土地上转移开，并给他们其他的能创造财富的职业，那么他们不仅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对土地的压力也能大大减轻，甚至农业也将兴旺起来。

他认为，作为机械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文明遍布整个世界……(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它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可以说，在20世纪初，甘地希望印度成为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进而实现自治。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4]不像罗马、希腊、埃及法老已经成为过去，也不像日本已经西化了，唯有印度还是保持了一个健全的基础。